张汤自信道：“在这方面，臣不会弱于任何人。”
【而与日益增多的酷吏相伴的，是越来越繁杂和苛刻的法律。
张汤和赵禹是修订法律的关键人物，在他们手上，法律不再只是对道德的约束和对罪过的处罚，而是几乎变成了诬告的工具。
正如那个流传千年的颜异腹诽案：
为解决财政危机，刘彻接受廷尉张汤的建议，发行了以鹿皮制作的“皮币”，每张定价四十万钱。并规定王侯朝贺献璧时，必须用皮币来做衬垫，强迫贵族购买。
大农令颜异对此反对，上奏说：王侯朝贺所用的苍璧每枚才值数千钱，而做衬垫的皮币反倒值四十万钱，这样做是本末倒置，对朝政不好。
对颜异的上奏，刘彻很不满意。张汤作为刘彻手中的一把刀，当然要为君分忧。
于是，元狩六年，张汤派遣宾客去见颜异，提起新制订的法令有不便于民的内容。颜异虽然同样这么认为，但是因为之前的上奏没有得到帝王的同意，所以就没有回答这位门客，仅仅只是动了一下嘴唇。
张汤听闻门客的禀告后，向刘彻上奏说：颜异身为九卿，看出法令有不好的地方，居然不向圣上进言而是在肚子里诽谤，应该以“腹诽”的罪名处死。
于是颜异就这样含冤死去了。
从这个法条开始，尽管当事人没有犯罪的言语和行动，司法官吏也可以主观推定其有罪。
这样下去，诬告横行。佞臣们随意解释法律，让亲近自己的人活，自己厌恶的人死，政治不复清明矣！
所谓“上有所好，下必从之”，因为刘彻提拔的官员多为酷吏，地方官吏因为上层的政治取向，也多用严刑峻法管理地方。
这些人管理的可就不只是世家豪族了，他们对平民百姓也手段酷厉，使得黔首的日子更为难挨。
一方面、国家的重负让民众不得不犯法谋生，另一方面，朝廷用极其严酷的刑罚制裁犯罪的民众。这就形成了一个越来越深的矛盾，汉廷民怨四起，甚至出现了起义。
因酷吏政治产生的农民起义，不是发生在个别地区，而是普遍存在。除了数千人的大部队，以百计算的流寇更是多得数不胜数。最后甚至需要调动国家正规军队进行镇压才得以解决。】
张汤沉默了。
他想了很多，最终只是叹了一口气，道：“臣本以为用严刑峻法治豪强是利国之策，没想到会……会……”
张汤抬起头看着天幕，上面面黄肌瘦的黎民脸上一片麻木，终于有人踉踉跄跄地站起来，眼中跳跃着愤怒的火：“活不下去了，我们去抢！”
饥饿的人民爬了起来，拿着趁手的工具拥到粮仓前，一拥而入，用手抓着粮食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吃着吃着，他们就哭了。哭着哭着，他们就开始喊。
“娘——”
“哥嘞——哥——你没挺到今天啊——”
“小囡快吃……”
从来没缺过精粮细脍的贵族被这样的民生疾苦所震撼。刘彻看着被逼起义的头领眼中哀伤而不屈的光，一瞬间似乎明白了天幕为何那么重视百姓，沉痛道：“没能让黎民开颜，是朕的过错啊！”
【事实上，汉朝有着“循吏”和“酷吏”两个集团。循吏是“奉法循理之吏”，“不伐功矜能，百姓无称，亦无过行”；而酷吏则“倍本多巧，奸轨弄法，善人不能化，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”。
也就是说，“循吏”指的是遵守法律，安民理政，没有举世瞩目的功劳，但是也没有过错的良臣；“酷吏”指的是善于弹压刁钻顽劣的地方豪强，作风强硬，手段残酷的干吏。
所谓“文武之道，一张一弛，阴阳之道，一向一悖”。国家的治理不能光用循吏，否则可能会造成过于宽仁、贪腐横行。但是更不能只用酷吏，否则便是上行下效、民不聊生。
酷吏是非常时期的应急手段，是针对国家重大问题的一剂猛药。刘彻在针对豪强时大用酷吏，本来是无可厚非，但是十数年、数十年都是酷吏当政，便像是把一根弦只拧紧、不放松，当然会出问题。】
“一张一弛……”刘彻悠然神往道：“但是现在的情形不允许啊，或许再过十年，可以逐渐与民休息，现在的国库还是太紧张了。不过……”
“张汤，朕给你五年时间，你能否修订一套宽严相济的法令来？”
张汤：“臣不敢妄言。看到天幕后，臣扪心自问，是否能想到那些律令带来的弊端？有些可以，有些则不可以。所以——臣希望圣上能允许我在某个地方先试行律令，从中发现问题，再在大汉推行。”
刘彻：“那你希望去哪里？”
张汤：“臣不敢妄断，还望圣上裁决。”
刘彻想了想，道：“那你就去齐国吧。朕还是给你五年时间，你有大才，一定可以办成的。”
天幕继续播放。
【在酷吏政治中，不得不着重提一下张汤。
张汤年少时就显现出在律令断案上的才华，因为治陈皇后阿娇巫蛊案而初露锋芒。被刘彻注意到后，他逐渐成为刘彻手中的一把刀，更定律令以治豪强。
他和赵禹更定的律令，本身就是极其迎合汉武帝的律令，在具体执行时，更是唯圣意马首是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