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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谁知道这竟是养虎为患呢?
    现在已不能确定三兄弟中是谁使坏。总之,骁果军的司令官司马德戡被告知:逃亡不是办法,造反才有出路。我们知道,宇文述生前就被认为最能代表关中人的利益,司马德戡等御林军将领也原本就是他的部下。因此,宇文兄弟与司马德戡很快达成共识,其他人更是纷纷依附。[16]
    兵变迅速酿成。
    经过一夜的调兵遣将,三月十一日凌晨,在门卫官裴虔通的策应下,司马德戡率兵长驱直入杀进宫中,御林军校尉令狐行达更是拔出刀来冲到了隋炀帝的跟前。
    炀帝说:你要杀我吗?
    令狐行达说:臣不敢,只想尊奉陛下回到关中。
    说完,令狐行达放下武器,扶隋炀帝下楼。炀帝来到乱军之中,发现带兵前来抓捕他的正是自己做晋王时的藩邸老部下裴虔通,不禁惊问:怎么连你也反了?
    裴虔通说:臣不敢反,但是将士们思乡心切。
    隋炀帝说:朕其实正准备回关中去,只不过在等待运粮的船只。既然如此,我们现在就走。
    裴虔通说:恐怕还得请陛下亲口对大家说。
    于是,裴虔通牵来一匹马,要隋炀帝去见群臣。炀帝嫌马鞍简陋有失身份,死活不肯上马。裴虔通只好换了一副马鞍,炀帝这才放下架子让他牵出去游街示众。
    然而乱党之首宇文化及却不想见隋炀帝了。这个家伙原本就是被两个弟弟和司马德戡他们硬逼着,才成为兵变领袖的。在整个兵变过程中他都胆战心惊,此刻则如梦方醒传出命令:把那人牵来干什么?还不赶快动手!
    结果,隋炀帝又被牵回寝殿。
    面对持刀环立如临大敌的司马德戡等人,在问了几个问题并眼睁睁地看着十二岁的爱子被裴虔通所杀之后,隋炀帝坦然地说:天子自有死法,拿毒酒来。
    毒酒是老早就准备好了的,就藏在炀帝的那些漂亮女人那里。炀帝曾经对她们说,将来万一有难,你们先喝,朕接着喝。可惜这时那些女人一个都不见,司马德戡他们又不肯耽误时间,炀帝只好让令狐行达把自己绞死。
    隋帝国,也同时宣告灭亡。
    亡国并不奇怪。就连炀帝,恐怕也认为自己的死是在为大隋之亡履行手续。他似乎早就想到了这一天,以至于摸着脖子对萧皇后说:这么好的脑袋,谁来砍呢?[17]
    但,这绝不意味着本案没有疑点。
    事实上司马德戡他们密谋时,信息是泄露了的,一个宫女甚至报告了萧皇后。萧皇后却只是说:你想上奏,就上奏好了。结果炀帝把那宫女杀了,理由是国家大事不该由奴婢过问。因此,后来又有人报案,萧皇后便说:天下事已不可收拾,何必再让皇上增添烦恼。
    从此,炀帝身边再也没人通风报信。[18]
    没人知道萧皇后为什么会持这样一种态度,我们只知道隋炀帝在江都怠慢朝政放荡不羁纵情声色,这位皇后不但不加劝谏,反倒参加了所有的酒宴和派对。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说法,也没有证据表明她有过任何不满。换句话说,她对夫君的自取灭亡竟是听之任之。
    呵呵,贤妻原来是这样做的。
    炀帝被杀时她当然更是袖手旁观,也没有像炀帝的某位红颜知己那样从夫而死,只是跟宫女一起用床板做了一副棺材,默默地为相伴了三十五年的夫君料理后事。也许,在她看来,只有这才是她该做和能做的。[19]
    作为知书达理的妇道人家,她这样做并不奇怪。奇怪的是叛军对她也秋毫无犯。我们知道,皇帝被杀一般都是会株连皇后的。南朝刘劭的殷皇后就曾质问执法官为什么要祸及无辜,得到的回答是:当了皇后便是罪过。
    那么,萧皇后怎么就无罪?
    萧皇后不该无罪。因为她是南方人,而且是南梁皇室之后——高祖是梁武帝萧衍,曾祖是昭明太子萧统,祖父萧詧 (读如察)和父亲萧岿(读如亏)都是后梁皇帝。隋炀帝那么喜欢江南,与这位萧皇后是有关系的。
    何况萧皇后在隋炀帝那里并非摆设。从嫁到晋王府那天起,她跟炀帝就如影相随,影响力也众所周知。因此,如果说隋炀帝是因为赖在江都而得罪了骁果,萧皇后就该负连带责任;如果说炀帝是因为贪恋女色而怠慢了朝政,那么,作为六宫之主,她应该负领导责任。
    萧皇后岂能无罪?
    然而,无论弑君的御林军,造反的窦建德,虎视眈眈的突厥人,还是以隋为鉴的唐太宗,都对萧皇后礼貌有加。毫无疑问,萧皇后聪慧、柔顺、节俭、识大体、善解人意,堪称温良恭俭让,确实让人敬重。但联想到炀帝被杀前她的知情不报和见死不救,却又不能不让人疑窦丛生。[20]
    这个疑案,也许永远无法破解。
    隋炀帝自己,恐怕就更想不通。
    败家子
    据说,隋炀帝死前问了三个问题。
    他先问:我有何罪,以至于此?
    兵变方面当然自有说法,还说得炀帝哑口无言。不过炀帝还是想不通。他说,我确实对不起老百姓,但对你们这些人可是一点都不亏呀,为什么要如此相逼?
    这个问题无人回答。
    于是炀帝再问:今日之事,是谁挑头?
    司马德戡终于忍无可忍,脱口而出说:普天之下无不怨声载道,想杀你的又何止一个两个![21]
    那么请问,此人说的是事实吗?
    恐怕是。据统计,隋炀帝执政的后期,仅历史文献中可以确认的反政府武装力量就有二百多个,其中既有勋贵出身的李密,也有农民出身的窦建德。按照唐代名臣魏徵等人所撰《隋书·食货志》的说法,当时为盗为寇造反起义的,竟多达天下人的十之八九。[22]
    魏徵的这个数字当然未免夸张,但即便打个对折也很恐怖。可以说,死前的炀帝已是人神共愤千夫所指。
    既然如此,他死了以后,普天同庆了吗?
    没有。相反,包括反对他的人在内,普天之下竟是同声哀悼,宇文化及那伙人则成了过街老鼠。他们先是被李密拼了老本予以痛击,然后又被窦建德一举歼灭。李密虽然为此而元气大伤,却自始至终无怨无悔。窦建德的态度更是十分明朗,他就是要为隋炀帝讨还血债。[23]
    这就耐人寻味。
    毫无疑问,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。比如李渊就很可能是猫哭耗子,李密和窦建德则有可能是为了政治正确而举起的旗帜,做出的姿态。但可以肯定,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秦末。请问,秦二世死后,刘邦项羽为他哭丧尽哀,陈胜吴广为他报仇雪恨了吗?没有,也不可能。
    的确,天下苦秦久矣,却未必苦隋久矣。至少,隋文帝时代的日子比秦始皇那会儿好过。比方说,根据杨坚在建国之初的一道政令,成年男子可以有三年不纳租调,不服徭役,这样的免税政策秦王朝又何尝有过?[24]
    隋,并不是秦。
    文帝本人也不是暴君和昏君,反倒更像一个艰苦朴素勤俭持家的老农民,每天临朝听政不知疲倦,平时吃饭只有一个肉菜,衣服也是缝缝补补。他关心民间疾苦,痛恨官员腐败,甚至不惜用“钓鱼执法”的手段整顿吏治:派出亲信去贿赂官员,中计者当然必死无疑。[25]
    不过,对于功臣故旧,他并不吝啬,该赏就赏。对治下子民,也不放纵,该防就防。最荒唐的是,他规定民间不得拥有三丈以上的船只,理由是会藏匿反贼。[26]
    看来,他也不是什么观音菩萨。
    这就是隋文帝:勤政如秦始皇,节俭如梁武帝,出手大方如汉高祖,严刑峻法如秦孝公。于是,破碎的山河迅速得到恢复,中华大地一片欣欣向荣,隋也成为历史上最富庶的王朝,而且脱贫致富的时间之短史无前例。[27]
    显然,这样的王朝本不该亡。
    难怪舆论的矛头一致指向隋炀帝,视他为鼎盛王朝的败家子。这并非没有道理。事实上这位“超级富二代”之性格和作风,跟他的创业者和守财奴父亲都大相径庭。他的追求是大作为和大功德,做派则是大手笔和大排场。何况此人天资聪明精力旺盛,又刚愎自用目空一切。因此他的战车一旦发动引擎,就再也停不下来。
    第一件事,是营建洛阳。
    仁寿四年(604)十一月三日,刚刚办完父皇丧事的隋炀帝亲至洛阳勘测地形。他登上邙山遥视伊阙(今河南省洛阳市南面龙门山),但见两山对望一水长流,便兴奋地说:这不是龙门吗?为什么没人在这里建都?
    宰相苏威说:正是留待陛下。[28]
    隋炀帝很高兴。第二年(大业元年)三月十七日,他下令由杨素、杨达和宇文恺等人负责新都的建设。杨素是隋炀帝夺取政权时的帮手,宇文恺是隋朝最著名的建筑家和设计师,杨达则是武则天的外祖父——营建洛阳时,他把女儿嫁给了来自太原的木材供应商武士彟(读如获)。
    历史,也是有缘分的。
    四天以后(三月二十一日),隋炀帝又下诏开凿连接黄河与淮河的通济渠,打通从洛阳到江都的河运。与此同时(三月三十日),又下令建造用于运河的帝国舰队。舰队的规模相当庞大,大小船只至少有五千之多。其中仅仅是造炀帝自己乘坐的龙舟,就相当于在今天建造航母。[29]
    因此,这个工程也不小。
    东都、运河、龙舟,三管齐下,这样的大手笔也只能出自隋炀帝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如此浩大的工程居然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。五个月后,舰队完工,洛阳至江都的水路也全线贯通。一切都在炀帝的规划之中。这不能不让他满面春风志得意满,并于当年八月十五开始了第一次南巡。
    紧接着,东都洛阳在第二年的正月初六竣工,前后历时十个月,同样堪称神速。于是,在江都住了半年的隋炀帝又带领舰队浩浩荡荡回到洛阳,并大陈法驾,在四月三十一日风头十足地搞了一次入城式。
    帝国朝野,也是一片歌功颂德。
    没错,这确实是前无古人的大事业。只不过,丰功伟绩的背后,是普通民众的血汗和尸骨。
    祸乱之源,从此埋下。
    隋炀帝却想不到这些。他只觉得,帝国的国库可真是充盈,皇帝的权力也真是好用。看来,这个世界上只有想不到的,没有做不到的。只要他想,那就能。
    因此,他还要北狩。
    对北方的巡狩是从大业三年四月十八日开始的,到九月二十三日回到洛阳,历时也近半年,路经今天的陕西省、内蒙古、山西省和河南省,声势浩大并不亚于南巡。[30]
    天才发明家宇文恺,还专为此行设计制造了折叠式千人大帐和观风行殿。前者是巨大的帐篷,可以举行国宴;后者是行走的宫殿,能够容纳数百人。而且,行殿随时都可以拆卸也可以安装,只要装上轮子就能自由移动。
    随扈的群臣则住在行城里,当然也是装上了轮子的大房子。行殿的外围是行城,行城的外围是铁骑。这就等于把帝国的首都搬到了草原上,并行走在路途中。突厥牧民哪里见过这种神奇的东西?全都拜倒在地。[31]
    这又让炀帝出尽风头。
    隋炀帝仍不满足。大业六年正月十五,他又在长安和洛阳两地举行盛大的元宵联欢晚会。洛阳的晚会现场边长五千步,参加者仅管弦乐队就多达一万八千人。街头巷尾张灯结彩,莺歌燕舞通宵达旦。为了招商引资,炀帝规定外国人来吃饭一律免费,还宣称这是中国惯例。
    结果一个胡商问:我看你们中国也有衣不蔽体的,为什么要开免费餐厅,还把丝绸都缠到树上呢?
    中国商贩愧不能答。[32]
    隋炀帝却不管不顾,继续不停地折腾,南巡北狩之外还要征高丽。结果,一征高丽,山东农民反;二征高丽,杨素之子反;三征高丽,三巡突厥,全国皆反。等到他第三次下扬州时,可就不是南巡,而是逃命了。
    剩下的问题,就只是那颗好脑袋由谁来砍。
    那个昏夜
    的确,隋炀帝是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。
    除了在江都等死的那一年半载,隋炀帝在位十五年几乎年年都在折腾,简直一刻都不消停。不能说他做的事情都不该做,比如,开运河就功在当代利在千秋,征高丽则是从隋文帝到唐太宗的共同心愿,而且直到唐高宗时代才算大功告成。就事论事,隋炀帝并无可指责。
    可惜炀帝的每一次折腾都意味着人民的苦难。因为这位精力过人的皇帝不但好大喜功,而且急功近利,每项工程都是大干快上,每次行动都是志在必得。于是执行命令的官员便只好把鞭子打在并非快马的民工身上。当民众的承受能力达到极限时,崩溃的就不仅是他们的心理。
    帝王苦竭生灵力,大业沙崩固不难。[33]
    隋之亡,即因为此。
    显然,问题并不在于隋炀帝干了些什么,而在于他干得太快又太密集,结果自然是虐用民力。比如,营建洛阳时每个月用工二百万人,十个月便是二千万人次。但如果把工期延长到十年呢?或者不要与此同时又开运河又造龙舟又建行宫呢?民众的负担就没那么重,至少可以喘口气。[34]
    那么,隋炀帝为什么心急火燎?
    通常的说法是为了及时行乐,可惜这种最能满足小市民庸俗趣味和窥私心理的论调最不可取。试想,如果他开通运河只是为了到江南游山玩水寻花问柳,那么请问,巡突厥和征高丽又作何解释?尝鲜吗?猎奇吗?
    严肃的历史学家当然不会跟酸腐文人一般见识,他们更倾向于认为:隋炀帝由于得位不正,因此更急于表现自己的雄才大略,迫不及待地希望早出成果,一气呵成地完成宏图大业,功追三皇,名超五帝。[35]
    但,唐太宗也得位不正,为什么并不急吼吼的?
    解释是:有隋炀帝为前车之鉴,因此唐太宗深知民心比政绩更重要,也明白权力不可滥用。同样,当唐太宗坐稳江山大权在握以后,各种欲望便都开始膨胀。他差一点杀掉直言不讳的魏徵,一意孤行地征高丽,就是证明。
    唐太宗和隋炀帝,不过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。
    那么,他们当真得位不正吗?
    唐太宗肯定是。他是发动玄武门政变,杀了哥哥李建成和弟弟李元吉,才夺得皇位的。尽管此案的真相由于唐人篡改历史曲笔回护而变得模糊不清,但唐太宗骨肉相残,得位不正,恐怕是谁都无法翻过去的铁案(详见下一章)。
    隋炀帝却未必。
    跟唐太宗一样,隋炀帝在皇子中也排行老二。太宗有哥哥李建成,炀帝有哥哥杨勇。杨勇和杨广都是嫡出,因为独孤皇后根本就不允许隋文帝跟别的女人有孩子。按照“立嫡以长”的宗法制度,皇太子只能是杨勇。
    然而最后继位的,却是杨广。
    而且,登基的当天,杨广就杀了杨勇。
    这就不能不让人认为,隋炀帝得位不正。他一定是用阴谋诡计诱使父皇废了杨勇,立他为太子的。甚至就连隋文帝的死,也被普遍认为应该由杨广负责,凶手则被指认为是其亲信杨素和张衡。唯一不能确定或有争议的,是谋杀系由杨广指使还是默许或纵容。[36]
    可惜在这个问题上,正史和野史都靠不住。因为当隋炀帝被定性为昏暴之君以后,史料的选择便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心理暗示。更何况,官修正史多有顾忌,民间野史又喜欢夸大其词,案情就只能被弄得扑朔迷离。
    不妨来看《隋书》的记载。
    那是一个昏暗的夜晚,病入膏肓的隋文帝忽然接到一封送错了的信。这封信是杨素写给杨广的,内容是回答杨广的问题:万一皇帝龙驭上宾,应该如何应对。隋文帝读后已是满腔怨恨,碰巧宠妃陈夫人又来控诉杨广对她非礼。一怒之下,文帝决定召回废太子杨勇,重新确定接班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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