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“轻诺必寡信”，事之将行之前，不思前后，不虑始终。不顾头尾相接，不知事之轻重，不审事之可否。以为天下万事皆任我作，无时不可随我之便。这种以“多易”之心，轻忽浅躁，不知事之机微，莽撞鲁钝，往往使可行之事而成为不可行，使能成之事成为不能成，图多易反而变多难。故曰“多易必多难”。
“是以圣人犹难之”，正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圣人凡事不敢妄进，图难于其易，先难而后易；为大于其细，知易而守难。犹难之难，以不难而似难，这样才能使难变为不难。圣人遇事谨慎，以易作难，所以虽至难之事，终不足以难住圣人。此即“圣人犹难之，故终无难”之义。
【本章说解】
此章经旨，是示人要立德务本，明理知法。若能以道为本，无论处世做人，无论修真证道，终无难事也。
人生在世，生死之事，性命之微，皆是至大至难之事。但世人却颠倒行事，置生死性命之大事于轻忽，却视纵情贪欲之事为之大，其结果反误了卿卿性命，实是可惜!若能明理向道，立志修真，向五行不到处，向父母未生前，去妙悟生死之源头，即能见元始至尊，勘透本来面目，入于黍珠之内。非有什么工巧，亦并不费其力，只要炁合元初，自然可入玄妙。
修真之人，惟重一个心字，凡事图难先从易始，作大事先从小事做起。身处红尘，尘中脱尘，火中栽莲，修心炼己，刮垢净心，消受业障等等，皆是不易之大事，故当从日常中之“易”处着眼，从身边“小”事做起。天长日久，必积沙成塔，积小为大，累少为多，移难为易。如此，无为无事，而事必无难易之别；以善德尽己尽人，而善恶不萌，即入于无善无恶之境。即或有不安之萌动，能从未兆时即谋制之，自微脆处破散之，就会无事而安。到此天地，心性至诚之理，无所而不往；无时无事，不是中正之道。图难于易，为大于细，无为不可成，无事不可就，世间又有何事足以难我乎?
众人为有为之事，圣人为无为之道。事者，所为之条件也。天下之事，就形器之体而言，其形必有大小之分。就物之数而言，必有数量多少之别。人心之分别，恩怨之生起，皆是产生于物之大小多少。人心最难忘者，就是一个“怨”字。得物多者大者便生喜心，得物小者少者便生怨心，畏大侮小，贪多图大，这是人心的通病，所以人心欲壑难平，其理亦在此。
大道之妙，非形非数，无怨无恩。圣人与大道同体，没有恩怨之心，犹如宝镜高悬，物来则照，物去则空，明体不亏，真光不昧，随机妙应，应之无情，无可无不可，无动亦无静，此便是圣人“为无为”之妙处。
世人不知物之自然，以为天下事非为不成，非执不留。故常与祸争胜，常与物生赘（zhui）。事之微妙已显，不知顺其自然，所以事终不成。故有为则生事，有事则劳心；为而不为，则事亦无事。圣人能致虚守静，反繁归简，虽纷纭万变之事现于眼前，犹如观掌中之果，如视手中之纹，莫不洞见其始终，莫不了知其本末，此便是圣人“事无事”之妙处。
“味”者，所为之理趣也。天地之至味，敛之于身心，而无不咀嚼，取之而不可竭，用之而不可穷，服食于终生而不可去，惟默而识之，不能以言语形容。犹如哑人食蜜，惟独哑人自知，别人不能知也。此便是圣人“味无味”之妙处。今日闻经之上士，若能了悟此三者之妙义，则万事俱备，无事而不圆通。
本章还论述处事必须慎其“始”，从开始易处着力。故河上公名之为“恩始”。
“慎其始”正是“为无为”之义。吴澄在《道德真经注》中曰：“所以得遂其无为者，能图其难于易之时，为其大于细之时也。天下之事，始易而终难，始细而终大：终之难起于始之易，终之大起于始之细。故图之、为之于其易细之始，则其终可不至于难，可顺至于大，而不劳心劳力，所以能无为也。若不早图之、急为之于其始，则其终也，易者渐难，细者渐大，心力俱困，无为其可得乎?”
此章文中所言，皆是自然辩证之理。“事之大小”，实则是言心之大小。凡事开始处于细小之时，心不敢自以为大。事虽已大，心亦不可动，始终能处微处小，如此才能成其大。“轻诺寡信”、“多易多难”等句，看起来好象是言事之难易，实则是言心之难易。“始多易者终必难”，故圣人临事开始之时，虽处之于易时，而心犹难之，始终不敢轻忽，如履薄冰，如临深渊，所以终无难也。
辅物章第六十四
【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，】
“其安易持”，宁静无事谓之“安”。“持”者，守也。无论治身治国，惟有安静，易于平安。人心最难安，目欲视，耳欲听，口欲言，身欲动，心欲思，所以终日很少有安静之时，持守亦甚难。惟内念未发，外物未接，当此宁静之时，澄心于一念未起，察机于一意未发，不使心身潜藏的阴魔暗长，此时消其恶迹甚为有力，此乃修心性之良机也。倘若不然，外物一牵，情欲即动，心动之时，再去持静，就比较难了。犹如国之危乱之时，贤人在野，奸臣在朝，人民不安，国事不宁，治之已难。
持安之道，应当持之于上，而不能持之于下；持之于左，不能持之于右。上者即大道，左者即先天。必须清虚如一，一尘不染。如果上下相违，左右背逆，持之也难。
“其安易持”，其意在于使人常守于心念未起，常处于无欲的清静境界，道心才能易安易守。修身之道，制欲为先。遏欲之要，治于未然则易，治于将然则难；治于将然犹易，治于已然则难。故太上曰“其安易持，其未兆易谋”。
这两句话是说人在闲居独处时，心不劳于事，事不扰于心，寂然不动，持己守身，最为容易。这时若能不闻不睹，无知无觉，杳无征兆可寻，浑浑沌沌，其气柔和，其心细微，这正是破邪念，散欲心的最佳状态，是复返自然之境的最好时机。只要至诚无妄，何愁情欲不断?只要持之以恒，即可见本来性天。
“其兆未易谋”，是说当人的七情六欲未有征兆之时，易于守其中正。事物未始时的微妙现象，谓之“兆”。“谋”者，思悟之义。凡事尚未发生之前，是非善恶之念未起，吉凶悔吝之机未萌，谓之无事之始，也就是未兆之先。喜怒哀乐未发于外，阴阳动静由乎我心之时，此时谋之，没有后天主观痕迹，没有人我是非之念，所以易悟易谋。所悟易真，所谋易正，所修易改，效果神速。倘若事端已显，后天是非得失之心已起，可否之念多生，此时若欲去谋，必有私心欲念掺杂，必有主观思维之偏，谋之较难，效果也差。“其未兆易谋”，盖是此义。
【其脆易判，其微易散，】
“其脆易判”，“判”者，断也。当祸乱未显于事，情欲未见于色，事物还处在萌芽初生阶段时，好象草木的嫩芽一样，脆弱易破。上文“易持”、“易谋”二句，是以事比拟于理。“其脆易判”者，是言物之质地脆弱，易折易断之理。世间万物，皆是至壮老时，其质坚硬，凿之难穿，磨之不损。这好比人心已动，念机已重，其质已硬，欲止住不能，欲遏制不得。当人在心念未动之时的纯净状态，或心念初萌将发而未发之际，其势如脆嫩之芽，除之易去，而且不留痕迹；击之易烂，拔之易出，且其根不易再生。
修道之人，若能于喜怒哀乐未发出之际，用慧剑斩断人心情欲，灭除念头，拔掉妄心恶念，断除一切烦恼，觉性自然光明。用慧性之光照破心中一切无明，驱除一切阴邪之我，则真我必然自现。故曰“其脆易判”。
“其微易散”，是说事物未成形显象之前，其质性微弱，其气易散。此句再以物拟理，阐述物微易散之理。若是庞大之物，迁之必甚难，灭之亦不易。这好比人的心念已动，若要返之于未动前的安静状态，确实很难。又如事已成就，要返回到未生成之先的状态，难上加难。任何事物的发展，当其未有明显兆头时，物性至微，物形浅小，易除其迹，易亡其形。
修真者若能遏制人欲之私于将萌未就之时，这是洗涤心性微尘的最好时机，其尘易扫，其恶易除，其业易消。这种见微知著，在念上透机中下手克己的功夫，修持不辍，必能复其天理本性，故曰“其微易散”。
以上四句，易持易谋，易判易散，总是一理。人若能以无欲无为持养心身，悟其念上之机，守其心性之静，在止欲生悔上着眼，在修心炼己上下功夫，克制本心中的阴邪杂质，此时相比较于心动之时，要来得容易。无欲无念的先天状态多一分，妄心妄念就少一分；清阴增阳多一分，先天真性即长一分。如是则积小成大，积沙成塔，聚轻为重，修真之难，必化之为易矣。
【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。】
此二句再论难易不一之理。
“为之于未有”，是说凡是易谋易持之时，皆在心未动、事未有的无欲无为状态。因其尚“未有”，则其事之迹未著，其事之机未显。此时修之改之，克治人欲，而人欲自不生；不求天理，而天理自在本性中，浑然不缺不欠。若待其心已动，并有而为之，其事已行，安者必变为危殆，微者必显于形迹，此时虽有心为之，则为也不易矣。故曰“为之于未有”。
“治之于未乱”，人心中之尘垢易破易散者，皆是在于心性未乱之时。未乱之时，心静性正，与道合体，故心中之阴不能胜阳，心中之邪不能胜正。心静，则内道场坚固，心门紧闭，则外贼不能入内。能在此时以正道立之于内，不劳力而一心整齐，不费求而万理齐备。若在心已乱时再治，此时正性之力不足，阴邪正猖厥，虽克制，但功效甚微。若失去正心之觉，顺遂阴势，则脆者可转化为坚，微者可积而为大，虽治确实不易。所以无论治心治身，也无论应物治事，皆应“治之于未乱”。
治人心之乱，当在平时修心炼己上下功夫。当心未乱之时，就应闭门防盗，除阴灭贼。未乱时为之治之，用力少而成功多。若于已乱时去治，虽其心不昧，也能为治，但却需要数倍之力，奏效也慢。所以太上在此谆谆教诲，治心应治于未有、未乱之时。其理颇明，其意颇深。
【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；九层之台，起于累土；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。】
此八句，是引喻具体事物自然之理，而验证“为之于未有”，“治之于未乱”之义。
“合抱之木，生于毫末”，是说天下万事万物之理，皆是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。即使千年合抱之大树，亦是从幼小的嫩芽逐渐生长而成。参天大树，其杆高壮，可冲于天汉，其冠大若垂云，但它却是由稚嫩的小芽逐渐生长壮大的。树木成长为合抱之势，决非起于一日，而是历经了千百年阳光雨露的滋养，渐至高大；其生生之机，开始生于毫末，终而成为合抱之木。
“九层之台，起于垒土”，高楼大厦，虽高入云霄，接于星斗，但也是从地基的粒粒黄土堆积而累起的。九层之台虽高，非成于一时，其势虽雄巍高大，却是从寸土垒起的。即使现代人所建的百层摩天大楼，虽直冲云端，也是由最低的地基开始，才有其高耸入云之势。
“千里之行，始于足下”，虽跋山涉水，久经时日，行程千万里，历尽艰辛而止终点。但其进程，亦是由近至远，开始于足下第一步。千里之远，非行于一蹙，其发脚之初，则始于足下一举，起于第一步。
以上数句，说明了世间事物皆是由小至大，由低到高，由少至多，由弱至强的变化之理。
“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”，大木之生于毫末者，是大生于小之理。高台起于垒土者，是高以下为基之理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者，乃是由近至远之理。凡此数类，皆是由微致著，积小成大，由无生有，都是人可为可执之事。木虽大，终有砍伐之日；台虽高，终有毁坏之时；行虽远，终有不行之日。由此可知，凡有为之事，终有败弊之时，不能永固；凡有执着者，终有失去之日，不能长久。人能知此理，于未有未乱之时，而为之治之。治之于清静无为之时，使之合于道体，又安能至于败?安能至于失?此乃“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”之义。所示之理浅显易懂，实在真切!
【圣人无为故无败，无执故无失。民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，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。】
上文所言的“为者败之，执者失之”，皆是指世人为之于有为，执之于有执，故而有败失之患。
“圣人无为故无败”，是说圣人处事，不为华文，不为色利，不为残贼，不生于心，不作于意，因物付物，顺其自然。物得益于圣人者，在于全其本性，故万物各得其生，周应无穷，随宜处妙，这都是无为之功，故圣人永无败失之患。
“无执故无失”，圣人处事，合于自然，随事处事，上下各安其分，尊卑各得其位，不立藩（fān）篱，不有辙迹。圣人以德化愚，以财济贫，无所执，无所藏，皆是自自然然，毫不固执己见，从不执于有为。惟其无执，所以圣人能永立于不败之地。此即“圣人无为故无败，无执故无失”之义。
“民之从事，常于几成而败之”，是说常人做事，或中途事败，或接近成功时而毁；或因贪位好名，或因奢泰盈满，故终无圆满之时。天下之事理，只要无私无执，顺其自然，随事应事，随事顺理，皆有可成之机。若动有私心，起于有为，或缘于我执，偏执于我为，不顾客观规律，故常常将近成之事，反而弄得不能成。盖因始慎而终不慎，所以才有其败。
“慎终如始，则无败事”，人之行事，往往不能慎始慎终。或开始时过慎，终而不慎；或始而慎而中途轻忽，所以往往导致失败。果能慎终如始，戒慎于前，畏恐于后，一念不苟，本末相顾，从不懈怠，天下岂有不成之事?始则无为，终则亦无为；始则无执，终则亦无执，安有败而不成之理?
【是以圣人欲不欲，不贵难得之货；学不学，复众人之所过，以辅万物之自然，而不敢为。】
此六句是讲圣人无为之妙，以戒世人。
“是以圣人欲不欲”，所谓“欲”，凡是目之所视，耳之所听，口之所味，心之所思，一切物质的贪求，一切功名富贵的向往，皆谓之欲。圣人见素抱朴，致虚守静。圣人所欲者，皆是常人之所不欲，而是欲道味之欲。一切俗人之所欲，圣人皆不以为欲，而是以人世间的不欲、不能欲而欲之，此即“欲不欲”之意。人欲好彰显，圣人欲隐伏；人欲饰外华，圣人欲内朴；人心欲于色，圣人欲于德。圣人皆是反世人之不欲而欲，此即“圣人欲不欲”之义。
“不贵难得之货”，世间的金玉财宝等稀有之物，正是世人所尊为贵重者，而生贪求必得之心。岂不知这些难得之货，取之于崇山溟海，它能益于人，也能害于人。圣人不以这些难得之货为奇为贵，而是以德为贵，不贱石而贵玉。贵有长贵与短贵，有真贵与假贵。德为真贵，财为假贵。欲得今日假贵，必失他日真贵。故圣人贵德之长贵，而不求财物之短贵。故曰“不贵难得之货。”
所谓“学不学”，即圣人学常人之所不愿学、所不能学。世人学智诈，圣人学自然；世人学治人，圣人学治心。世人之学，不过修文习武，干禄求名，广之于耳目，施之于才能。圣人参天地之几微，达阴阳之造化，握进退之玄机，能知世人所难知、难闻、难悟的有无秘窍。世人所学的后天知识，圣人不学即知。圣人所学，是以世人之不知学、不能学而学之，是反世人之不学而学。此即“学不学”之义。
“复众人之所过”者，是指世人皆是过用小聪明，过施巧心机智，所以先天日耗，后天日损，性迷情执，外缘妄动，无所不至。渐而失本离真，常为情欲所牵，在有为世界中为所欲为，在污泥浊水中愈滚愈黑。待到黑白无常来牵命时，人去性离一场悲。
圣人不恃聪明，持之以纯朴，以德化天下为心，使万民复之以本然素朴，使天下众人知其所过之有害，除恶向善，恢复天真。使百姓知中正之理，执其两而用其中，去其诈而复其淳，去其昧而复其明。故曰“复众人之所过”。“过”，就是过分、过失、偏差之义。凡是“过”者，都不是中道，都不符合自然，既是自然，必不会有过。
圣人以万物自然之理，辅之于天下众人之心。以万物自然之德，复还于天下众人之性。使众人之心返本复初，无欲无为。使过者复归于无过，同入于自然之理。使众人之性，不执不迷。使失者还于无失，使损者修补于无亏，使暗者复归光明，使浊者洗涤得清。共禀自然之德，共享自然之美。所以圣人不敢有为，其行皆是因循自然；不敢有所造作，唯恐远失道本。有为皆非自然，不自然必不能辅万物，反而损害万物之性。故圣人“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。”
【本章说解】
本章经旨，重在“无为”、“无执”四个字。
圣人无为无执，故能辅万物之自然，无难易之情，无败失之患。倘若人心一动，一有所为，便干扰自然规律，所以未有不败者。倘若识心一起，一有所执，随相所转，未有不失者。人能无为无执，执两用中，以无驭有，则与圣人等同。
学道之人，终以辅万物自然之本，利益万物之性为目的。理之自然谓之“性”，性之自然谓之“天”，天之自然谓之“道”，道之自然谓之“无极而太极”。天地万物，莫不各得此理，莫不蓄含此性。修道者要辅万物之自然，必须先要遵从万物自然之性，辅万物以“不过”之理，以无为顺其自然之情。故圣人辅万物以“不为而为”，以“不学”为学，以“不欲”为欲，无执无为。持其安，谋未兆，皆是“不敢为”，而是以自然辅天下。修道人学圣人修己治人之道，于此而尽矣。
天下万事自然之理，皆以道之一理而贯之。天下万物自然之性，皆以道之一性成之。事得自然之理，其事无不完美。人全自然之性，其性无不德善。自然之性，犹如太虚一般，无时不圆明，无时不清静。不容造作，不受污坏。若少有一丝造作，则私欲即生；若稍有一毫污坏，则天理即灭。天理既灭，则尘劳妄想，无所不有；私欲既生，则是非人我无所不起。当此之时，我法性中的自然清静境界，必化为无底之业坑，满腔内尽是无明。动念之处，皆是魔障刀兵，自然之性，浑体都是污浊黑洞。
纯真之性既被阴物牵缠，性妄动则恶心生，岂可谓自然之性乎?
修道之人，若求自然之性，当于私欲妄念未萌之先，先求其不见不闻之空妙，则自然之性即可现见。所谓“不见不闻”之妙，即去除四相，无人我是非，无欲无为之际，无尘无垢的真性方可显露。在心为性，在事为理。
文中所谓“复众之所过”，“复”者，返还也。亦即返本还源，返朴归真，还复我本有之善性德心。所谓“辅”，即助也。不仅自己复返自然，还应当辅助万物，使之返还复归其自然正性，复返其固有之本善。这就是圣人宏道治天下之本心，亦是修真证道者的根本目的。
修真人既以万物为师，感万物养育之恩，又要辅万物全其自然之性。万物与人类共体，同源于大道，同处于天地之间。万物各尽其天然之性，养育帮助了人类。人对万物若缺乏爱心，不复不辅，就好比源头之水不清，分支江河之水岂能清乎?人虽为万物之灵，须臾难离万物的滋养。万物之性正，则可助养人之正；万水之源清，则可滋育万物之性纯净。是故修真之上士，辅自然之性，事不妄为，机不妄动。非自然之实地，则寸步不行；非自然之实理，则一言不发。
修真人身处尘世，与万物自然同体同用，同呼吸共命运。当效万物自然之性，终日行而终日未尝行。事来则应，事去即静；虽身在应事中，心却在事外。行当行之事，步步有实地；应不得已之事，应过不留滞。处世待人，与缘人交往，终是不得已而言；言而自然，未尝有心而言。所以言而不言，言言不离天理。若能如此而行，即可得大自在，可谓得理全性之人，其易破易败之患，何能有乎?
玄德章第六十五
【古之善为道者，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。】
道在天地，天地不知，所以天地能长久。道在万物，万物不知，所以万物生化无穷。天地万物尚且不知，天下万民亦不知？所以便以有为治于国，以智巧律令治民。此类有为之治，虽能善以为政，但其有为之辙迹终不能隐，有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终不能消。在上者以苛察之明治于下，在下者必以缺缺之明防于上。上下有心有为，上下相防相诈，欲以明民，反而成为不明之政，此皆是以明治民之害。
“古之善为道者”，是说古之圣人治世，不是教民以浅薄的聪明，不示民以智巧心，而是以大智慧教之于民，以无为用之于治，使民返朴还淳，复其本有的天然良知，使民去妄归真，安其本然天性。君臣父子，相忘于无事之德；天下国家，共入于无为之化。此便是“善为道者”之义。
“非以明民，将以愚之”，今人往往不解太上此两句的本义，而以后天浅陋之知，妄评此言，认为这是古代统治者的“愚民政策”，是为维护圣王统治的“手段”云云。这实在是对先辈的莫大曲解，是以后天小聪明猜度圣人的大智慧，以后天之伪去知先天之真，所以是永远难知其真谛的，永远难解此“明”与“愚”的颠倒之理。
人生于世，天之所命。本来都具有此不昧的灵光，不用智虑心思之妄，不以后天耳目见闻为真，性体光明寂然，未受物尘穿凿。无奈进入红尘以后，因受物欲浊流污染太甚，积尘甚厚，故丧失本性之明，天德之明转为后天之愚，发而成为后天知识。岂不知此智虑知识，仅能知眼所见、耳所闻的显态有象有形的皮毛之幻，难见难知不可见、不可闻的隐态世界之真。只能知身边有执有为之小事，不能知无为无执之大事。能明可见可闻的表象之理，不能明、不能见、不能闻表象之内的实质之理。所以，仅凭人的耳目见闻的有为之知，其理不真，其知不全，看似若明，实则愚暗。用之治国治身，其明必然反溺于不明。
“将以愚之”，此处所讲之“愚”，并非蠢然不灵之弱痴者，而是灵性十足，生理机智发育健全的大智慧之人。所谓“大智惹愚”者，皆是守真诚，安本分，不妄用智巧心，不施人心小聪明。处世做人，朴实无华，应世随俗，无私无欲，相忘于不识不知之中。身处家国，共处于无忧无虑之间。背天逆理之事不敢妄作，欺心侥幸之事不敢乱为。只知奉献，不知索取，心中只有大公众生，惟独没有自我。这便是“愚”字的真意。此种“愚”，在世人看来，是不可思议的愚昧，但从修道来观，却是最大之“明”，是世人难知的知天、知地、知阴阳的大智慧者。只是有道之人从不显露而已。
若能以愚用道，则道无不行；以愚建德，则德无不立。治之于国，国无不治；修之于心，心无不修；健之于身，身乃永固。古之“以愚治民”者，即“愚”之于此，并非他意。有心学道者，当明此理，不可误解。
【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。】
“民之难治，以其智多”，世间凡事崇尚智巧，惟道尚愚不尚智，因为愚离道近矣。古之圣人，以道治天下。与民相见以道，不如与民相化以道，浑浑朴朴，同归于清静之天。故古之先民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种而食，安享天然自在。及至后世，士大夫不尚愚而尚智，民之巧诈心日生，小心眼愈多，人心愈坏。民之最难治者，就是人们远离道德，人心不诚，本性失真。
人的巧智心愈多，失真性愈强，诈伪便愈多，离道也愈远，此乃民难治的根本原因。上古之时，民如赤子，世有淳风，慈孝善德，同于一心，家国康宁太平，人皆无为而无不为。
后世君王，日益以有为之政施之于民，日渐以机巧之法用之于治国，将百姓视为可以任我驰聘之犬马，将万民看作是可以任我作为而无不归服之附属。君王自以为高高在上，就可以使天下百呼百应，孰不知此等有心有为之治，反而成为难治，内患外侵必随之而起，盖因国之君心中之天已失真，心中之德善日渐离去，有为之巧智日益彰显。
天下人皆以自作聪明为能，故一国一家皆求之于才能，乃至天下皆以聪明肆情纵欲，失去天良真诚之朴，故生欺上瞒下之恶念，妄作娇伪之风日盛，民心日诈，正气日薄，君民皆不务真诚，上下并行诡计，此便是所以“民之难治”的根本所在。
【故以智治国，国之贼；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。知此两者，亦楷式。】
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“贼”者，泛指危害国家民族利益的人与事，如国贼、民贼、奸贼等。并非今人所理解的盗贼之贼字。以智治国，必然远离道德，以智识诈巧施政，以权谋私，妄作福威，此即是“国之贼”。经中“以智治国，国之贼”，正是指用聪明邪智治国，是巧伪的私智。此等智用之于纲纪，则纲纪必乱；用之于伦理，伦理则必乖；用之于家国天下，犹如披麻救火，反遭其殃。又好似毒汤止渴，反受其害。所以太上称为“国之贼”，以此警示后世的治国者。
“以智治国国之贼”，主要是说用有为治国的害处。虽然治国者足智多谋，用心良苦，出于好意，但因自身缺乏道德，不能施以无为之治。其结果只能是愈治离道愈远，民德愈来愈失，这是以有为治国不可避免的弊端，必然是害国害民，故曰“国之贼”。
“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”，高明的治国者，当以无为无事而施政，不用智巧，施以德治，使民心淳朴，复归于道。安其居，乐其业，甘其食，美其衣。不被俗尘所染，不为私欲烦恼，心身康泰，安享福乐。上不以私智扰于民，不用机巧乱于政，天下共乐于太平，朝野相忘于无事，此乃国之福也。文中所言“不以智治国，国之福”，盖是此义。
“知此两者，亦楷式”，世人不知“国之贼”、“国之福”这两者的本质差异，所以不知怎样是造福国家?怎样是有害国家?若能知此两者，则应当去其“为贼于国”，而法于“为福于国”。凡是明白此理者，就不会用有为去扰民，不以巧智施于民。而是以道为根，以德为本，以德化民，从心性这个根本上教化人民，造福人民，这才是天下之楷模。如果放弃德治，轻视精神文明，仅以物质利益满足于民的暂时需要，使人心愈坏，贪图享受日甚，不讲做人品德，那必然是诱人欲壑难平，盗贼之心滋生，社会盗贼四起，违法败度，社会风气亦必随之而坏。人心诈伪日起，崇尚才华聪明，本性天真被凿丧，既损性，又害命。人身心内的阴贼也必施虐，导致疾病灾患，这不是“贼民”是什么？
“十年树木，百年树人”。治国者的天职就是以德施治，对人民进行道德教育，使民德化归道，这是对人民的最大爱心，是国家最大之福。有为之治，看起来是在为民造福，实际上从根本上、从长远利益来看，却是害了人的本性命根，这才是国之最大不利，民心最大之害。因此，有为之治，绝非治国的“楷式”，绝非治国的良策。
“知此两者”，是指“以智治国国之贼，不以智治国国之福”。“楷”是言法，“式”是言则。“以楷式”，是指“不以智治国”，而是以无为之德化民，这是造福人民的根本，其中内涵着甚深的天理，常人往往难以认同。这不仅是治国的法式，也是修真者治心治身的法式，故曰“知此两者，亦楷式。”
【常知楷式，是谓玄德。玄德深矣、远矣，与物反矣，然后乃至大顺。】
“常知楷式，是谓玄德”，用智与不用智两种模式，不但治国治天下者当知，即使做一个人，待人处世，一切大小之事，一切可否之宜，若能常知此两者，并能以此作为行为的楷式。真能做到头头入妙，事事天然，念兹在兹（zi），须臾不离，便是至诚无妄之“玄德”。
“玄德深矣远矣，与物反矣”，玄德就是至高无上、玄妙至极、世人不可知的一种大德。太极之实理，就是自然真常之道，所以称为“玄德”。“玄德”无名相可指，无端倪可见，故称之为“玄”。
玄德是最符合道性之德，是高级全息生命体在高维空间或微观世间作功，作用于显态世界，而产生的一种德象真善，是德性与玄体相结合的体现。这些不被常人所知，却又能自觉或非自觉地做大善事、大好事，即谓之“玄德”。
德有真德、显德、阴德。显德者具有外显之特点，即做善事时，别人目可见、耳可闻，且能得到别人物质或口头的感谢，使显隐能量场发生等价交换。此种德不利于“积行累功，舍多得少，得于玄态”的原则，故亦称为“浅德”。
所谓“阴德”，是德心与德行相结合，靠肉身才能完成的德。这种德的特点是施恩不图报，行善不留名，别人不知不见，受益而不能谢，这是接近于道的一种德行，故谓之“阴德”或“深德”。此类德行是步入玄德的基础和阶梯，虽不能完全符合道性，但亦是一种接近于道的表现形式。
凡德之小者，手可以指，口可以言。人不能知，手不可指，口不得言的德行，为之远、为之深。故太上以德之深、远、隐，而言“玄德”之实，深赞“玄德”之妙。世人多以物质的华表为美，而玄德却是敛华就实。人与物都是以用智为能，而玄德却是去智若愚。人与物皆以徇利为快，而玄德却不生利欲之妄。
由此可知，德性与物性完全相反。虽然相反，却与道的运行大顺，只在此一顺一逆中。道本自然，玄德则合于自然之体；道本无为，玄德同于无为之用。民之心德，本来自然纯粹；治国之政，也应当自然清平。天下总是一心，一心皆成一德，天下非以深远淳厚之玄德治之，则不能达到天下大顺。文中言“常知楷式，是谓玄德，玄德深矣远矣，与物反矣，然后乃至大顺”，其妙理盖如此。常知此楷式者，则近道矣。
大修行之人，常于不睹不闻中，返其无思无虑之神。不摒（bing）除耳目之知，则不能深入于静定之中。若心中仍有一毫计较，一念谋为，则太朴难全，混沌之天难归。知智必损于己，若愚有益心身，不逞其智，乐守其愚，此即谓之玄德。
大凡可名者，皆非玄德。而不可名，不可言，深无其极，远莫能知者，乃可谓之玄德。世上动植飞潜诸物，虽也无知无识，但因其灵性层次太低，故不能穷本追源，终日昏馈而已。人为万物之灵，知道知德，勤而修之，即可达至三无合一，太极归真。这是人与物性相反的必由之路。但若被物性所牵，则与物一样，必然陷入生灭无常之道。
【本章说解】
此章经旨，在于引古喻今，直指玄德深远的模式，厚望于后辈循玄德而修。治国者果能行此大道之模式，则天下之民，未有不返朴还淳、归根复命者。天道行而万物顺，圣德修而万民化。
大顺者，即顺大道自然之理，天下事非天理则不顺。大化者，化之以理，非大道之理不能化天下。得其理者，可与天地合德，可与日月合明，可与四时合序，可与鬼神合吉凶。圆满十方，周遍法界，故有此等之妙义。
修道之人，当以圣贤为楷式，当以天地为楷式，当以大道为根本。天地与圣贤同于一理，同于一道。知圣贤之心，便知天地之心，便知道之所以为道，须臾不可离，亘古不可易。用之于天下，天下无穷；用之于终身，终身不尽。
本章是圣祖运用慧观与智观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，观察研究自然和人类，以显隐同观、智慧一体来论述治身治国，从隐显两个方面，鉴别比较人类社会如何复归于自然大道。长期以来，人类社会仅局限于显态研究和智观范畴中，忽略了隐态慧观领域的存在。所以在治国、治身等方面，陷入单一阳侧的偏面，因而不能整体地认识宇宙万事万物客观存在的规律性。
在方法论上，道家特别重视“执两用中”，整体把握阴阳，显隐齐观，运用阴阳中的精华道性物质，运用太极阴阳鱼图中的“中”——太极弦和鱼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