到早晨,伊万·德米特里奇起床,满心害怕,额头冒出冷汗,已经完全相信他随时会被捕了。他想,既然昨天的阴郁思想这么久都不肯离开他,可见其中必是有点道理。的确,那些思想绝不会无缘无故钻进他脑子里来。
有一个警察不慌不忙地走过他的窗口,这可不会没有来由。那儿,在房子附近,有两个人站着不动,也不言语。为什么他们沉默呢?
从此,伊万·德米特里奇一天到晚提心吊胆。凡是路过窗口或者走进院子里来的人,他都觉得是间谍和暗探。中午,县警察局长照例坐着一辆双马马车走过大街,这是他从近郊的庄园坐车到警察局去,可是伊万·德米特里奇每回都觉得他的车子走得太快,而且他的脸上有一种特别的神情:他分明急着要去报告,说城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犯人。门口有人一拉铃,一敲门,伊万·德米特里奇就打一个冷颤,每逢在女房东屋里碰到生客,就坐立不安。他一遇见警察和宪兵就微笑,打唿哨,为了显得满不在乎。他一连好几夜担心被捕而睡不着觉,可又像睡熟的人那样大声打鼾,呼气,好让女房东以为他睡着了。因为,要是他睡不着,那一定是他在受良心的煎熬:这就是了不起的罪证!事实和常识使他相信所有这些恐惧都是荒唐,都是心理作用。要是往大处看,那么被捕也好、监禁也好,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怕的,只要良心清白就行,可是他越是有理性、有条理地思考,他那内心的不安反而变得越发强烈痛苦。这倒跟一个隐士的故事相仿了:那隐士想在一片密林里给自己开辟一小块空地,他越是辛辛苦苦用斧子砍,树林反而长得越密越盛。到头来,伊万·德米特里奇看出这没有用处,就索性不再考虑,完全听凭绝望和恐惧来折磨自己了。
他开始过隐居的生活,躲开人们。他早先就讨厌他的职务,现在他简直干不下去了。他生怕他会被人蒙骗,上了什么圈套,趁他不防备往他口袋里塞一点贿赂,然后揭发他,或者他自己一不小心在公文上出了个错,类似伪造文书,再不然丢了别人的钱。奇怪的是在别的时候他的思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灵活机动,千变万化过,他每天想出成千种不同的理由来认真担忧他的自由和名誉。可是另一方面,他对外界的兴趣,特别是对书的兴趣,却明显地淡薄,他的记性也非常靠不住了。
春天,雪化了,在墓园附近的一条山沟里发现了两个部分腐烂的尸体,一个是老太婆,一个是男孩,都带着因伤致死的痕迹。城里人不谈别的,专门谈这两个死尸和没有查明的凶手。伊万·德米特里奇为了不让人家认为是他杀了人,就在街上走来走去,微微笑着,一遇见熟人,脸色就白一阵红一阵,开始表白说再也没有比杀害弱小和无力自卫的人更卑鄙的罪行了。可是这种做假的行为不久就弄得他厌烦了,他略略想了一阵,就决定处在他的地位,他顶好是躲到女房东的地窖里去。他在地窖里坐了一整天,后来又坐上一夜,和一个白天,实在冷得厉害,挨到天黑就像贼那样悄悄溜回自己的房间里去了。他在房间中央呆站着,一动也不动地听着,直到天亮。大清早,太阳还没出来,就有几个修理炉灶的工人来找女房东。伊万·德米特里奇明明知道这些人是来翻修厨房里的炉灶的,可是恐惧却告诉他说,他们是假扮成修理炉灶工人的警察。他悄悄溜出住所,没穿外衣,没戴帽子,满腔害怕,沿着大街飞跑。狗汪汪叫着在他身后追来,一个农民在他身后什么地方呼喊,风在他耳朵里呼啸,伊万·德米特里奇觉得在他背后,全世界的暴力合成一团,正在追他。
人家拦住他,把他送回家,打发他的女房东去请医师。安德烈·叶菲梅奇(关于他以后还要提到)吩咐在他额头上放个冰袋,要他服一点儿稠樱叶水,忧虑地摇摇头,走了,临行对女房东说,他不再来了,因为人不应该打搅发了疯的人。伊万·德米特里奇在家里没法生活,也得不到医疗,不久就给送到医院里去,安置在花柳病人的病室里。他晚上睡不着觉,任性胡闹,搅扰病人,不久就由安德烈·叶菲梅奇下命令,转送到第六病室去了。
过了一年,城里人已经完全忘掉了伊万·德米特里奇,他的书由女房东堆在一个敞棚底下的一辆雪橇上,给小孩子陆续偷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