稍感意外的是，他出国留学和工作以后，由文学而文化，由文化而历史与社会，成为一个视野日益广阔的研究者和批评家，近年来更是活跃在国际学界，对一系列重大议题常有忠直发言，是全球性文化抗争中的一名狙击手和突击手，一位挑战各种意识形态主潮的思想义侠。
从眼下这本中文版论集来看，他出身于“后现代”师门，操持现代西方的语言学、解构主义、文化研究一类利器，擅长一套西洋学院派战法。但他以洋伐洋，入其内而出其外，以西学之长制西学之短，破解对象恰恰是西方中心主义，是全球资本主义体制下的话语霸权。对“现代性”语义裂变的精察，对西方特殊性冒作“普适性”的明辨，对不同品格“人文主义”的清理，对“新启蒙”与“新保守”暗中勾结的剖示，对跨国资本以差异化掩盖同质化的侦测……都无不是墨凝忧患，笔挟风雷，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思想杀伤力。
作为一位华裔学者，神州山河显然仍是他关切所在，是他笔下不时绽现的襟怀与视野——这既给他提供了检验理论的参照，又拓展出一片创新理论的疆域。不难理解，他以多语种、多背景、多学科的杂交优势，穿行于中西之间，往返于异同两相，正在把更多的中国问题、中国经验、中国文化资源带入英语叙事，力图使十三亿人的千年变局获得恰当的理论显影，以消除西方学术盲区。这当然是一项极有意义又极有难度的工作。想想看，一个没有亚里士多德、基督教传统、殖民远征舰队的中国，在内忧外患中惊醒，一头撞入现代化与全球化的迷阵，不能不经历阵痛和磨难——其难中之难，又莫过于陌生现实所需要的知识反应，莫过于循实求名。迄今为止的争争吵吵证明，中国是二十世纪以来最大的异数，最大的考题。无论是植根于欧美经验的西学话语，还是植根于农耕古史的国学话语，作跨时空的横移和竖移，恐都不足以描述当今中国，不足以诊断现实的疑难杂症。因此，援西入中也好，援中入西也好，都只是起点而非终点。像很多同道学人一样，少波十分明白这一条。他有时候多面迎敌，一手敢下几盘棋，不过是在杂交中合成，在合成中创新，正在投入又一次思想革命的艰难孕育。
在本书的一篇文章里，他谈到庄子及其他中国先贤在理论中的“模糊性、歧义性、不确定性”。这涉及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，也涉及知识生产的基本机制。其实，中国老百姓常说“道理”，“道”与“理”却有大不同。道是模糊的，理是清晰的；道是理之体，理是道之用；若借孔子一言，道便是“上达”之物，理只是“下学”之物——下学而上达，方构成知识成长的完整过程（见《论语·宪问》）。可惜的是，很多学人仍囿于逻各斯主义式的旧习，重理而轻道，或以理代道。特别是在当前文本高产知识爆炸的时代，一批批概念和逻辑的高手，最可能在话语征伐中陷入无谓的自得或苦恼。他们也许不明白，离开了价值观的灵魂，离开了大众实践的活血，离开了对多样和多变世界的总体把握，离开了对知识本身的适时信任和适时怀疑，在一些具体义理上圆说了如何？不能圆说又如何？在纸面上折腾得像样了如何？折腾得不像样又如何？历史上的各种流行伪学，其失误常常并不在于它们不能言之成“理”，而在于它们迷失了为学之“道”，在大关切、大方法、大方向上盲人瞎马。比如作者在本书中谈到的“他者”之说——在成为一个概念与逻辑的问题之前，它更像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吧？若无一种善待众生的宏愿与远瞻，相关学者的细察、深思、灵感、积学等从何而来？
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与其说我敬重谢少波先生的思辨之理，不如说我更推崇他的为学之道；与其说我欣悦于他做了什么，不如说我更欣悦于他为什么会这样做，为什么能这样做。
在一个大危机、大震荡、大重组日益逼近的当下，他也许做得了很多，也许做不了太多，这都并不要紧。但他与世界各国诸多同道共同发起的知识突围，他们的正义追求和智能再解放，已经让我听到了希望的集结号，看到了全球文明新的彼岸正在前面缓缓升起。
2008年8月
*此文最初为谢少波文集《另类立场：文化批判与批判文化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