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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第七一回冯玉祥长城抗战吉鸿昌北平遇害(下)
    长城抗战烽火燃烧之时,北平、天津、南京、上海等地工人分别举行集会,要求政府誓死抗日,收复国土。各地学生纷纷发出通电、宣言,要求国民政府速定国防计划,宣布对日绝交,调集军队抵抗侵略。驻扎在闽西的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积极行动,从各师抽调义勇官兵,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。蒋介石闻讯后暴跳如雷,电令先遣队“速回闽西,专心剿共”;先遣队将士被迫忍痛返回。
    蒋介石的倒行逆施,激怒了民族英雄冯玉祥。在各界民众的拥戴下,冯玉祥怒发冲冠,毅然举起了抗日大旗。5月26日,冯玉祥在张家口发表通电,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会,自任总司令。中共河北省委立即响应,成立了前敌委员会,特派共产党员、原西北军将领吉鸿昌帮助冯玉祥作抗日准备。
    吉鸿昌,字世五,河南扶沟人。生的身材雄壮,相貌威武,性格刚正,有胆有识。他出身贫苦农家,自由饱受饥寒。青年时期投身行伍,因能吃苦耐劳、作战勇敢,倍受冯玉祥之赏识,逐步提拔,历任西北军连长、营长、团长、师长、军长,成为冯玉祥之爱将。中原大战期间,他与共产党人宣侠父结识,旋即加入共产党,无比欣慰地宣称:“我能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,为人类解放而奋斗,乃毕生最大之光荣。”九一八事变后,他对蒋介石的卖国行为深恶痛绝,在部队中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,积极鼓动官兵群起反蒋。事泄,被蒋介石撤销职务,威逼其出洋考察。在国外,吉鸿昌为抗议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歧视,维护民族尊严,在胸前挂上一块木牌,上书:“我是中国人”。他曾数次申请去苏联进行访问,却遭到国民党政府的百般刁难,不予办理签证。悲愤之下,吉鸿昌奋笔疾书:“渴饮美龄血,饥餐介石头。归来报命日,恢复我神州。”归国后,恰逢冯玉祥成立抗日同盟会,吉鸿昌受中共河北省委派遣,赶往张家口,积极协助冯玉祥组建同盟军。
    次日,驻守宣化的方振武发表通电,称:“宁为战死鬼,不作亡国奴。誓与暴日血战到底,拼死收复祖国河山。”随后,他率领抗日救国军加入同盟会。接着,原东北、热河的抗日义勇军余部和流亡关内的东北青年也纷纷投奔冯玉祥,加入抗日洪流。抗日同盟军迅速发展到五万人。
    六月中旬,冯玉祥主持召开第一次同盟会代表大会,通过了同盟军纲领、决议等,规定同盟会为革命军民的联合战线,以外抗暴日、内除国贼为宗旨,誓以武力收复失地。大会选举产生了军事委员会,推举冯玉祥、方振武、吉鸿昌、孙良诚、冬麟阁、宣侠父等为常委。大会发表通电称:“中国的土地可以被侵略,但中华民族决不会亡。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,但永远不会被征服。”
    消息公布,全国各地抗日团体和社会名流、爱国将领纷纷致电冯玉祥,表示大力支持。相反,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的蒋介石闻讯怒火中烧,授意中央通讯社播发文告,大肆造谣,称:“冯玉祥勾结日本,联俄投共;宣传赤化,并非真心抗日;而是企图割地自雄,妨碍国家军令统一。”继而密电何应钦,速派庞秉钧、冯钦哉率两个军包围、进攻同盟军。又密电宋哲元等人出面,劝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会名义,解散同盟军。
    冯玉祥不顾蒋介石的威逼和利诱,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,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,率部出征,收复察东失地。吉鸿昌、方振武等二十六名将领联名通电全国,称:“吾辈应民众要求而奋起,愿为民族生存而血战。敢对国人一掬肺腑:凡与吾人同一战线者,皆为吾友;凡与敌人同一战线者,皆为吾仇。吾辈今重整义师,克日北指,誓死收复失地,再图还我河山。”
    七月初,抗日同盟军同仇敌忾,所向披靡,连续克复康宝、宝昌、沽源三城。捷报传出,举国振奋。社会各界纷纷电贺:“捷报传来,欢声雷动,凡属爱国之人,莫不同深佩仰。”“政府之不敢为者,而公等为之;政府之不能克者,而公等克之。”许多爱国人士、团体纷纷慷慨解囊,捐钱捐物,支持同盟军奋勇抗敌。然而,蒋介石却再次与全国人民的意愿背道而驰,命令何应钦调动大军,围剿同盟军。同时致电冯玉祥,提出:“立即结束军事行动,交卸兵权。取消同盟军名义,离开察哈尔省。”随后,蒋介石又竭力阻挠、破坏,以断绝给养,劫截民众捐款等手段,企图迫使同盟军在饥饿、流血中溃亡。
    抗日同盟军将士不为所动,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顽强抗争。冯玉祥通电全国,揭露当局不予接济,反以重兵压迫,造谣栽诬,欲置同盟军于死地之险恶用心;并表示同盟军要“于血泊之中求挣扎,为民族生存而奋斗”。在吉鸿昌、方振武的指挥下,同盟军兵分左、中、右三路,向日军盘踞的多伦发起猛攻。吉鸿昌身先士卒,袒臂冲锋,率领数万饥疲之师,与日军血战五昼夜,收复多伦城;又乘势追击,把日伪军全部赶出察哈尔省境。
    捷报飞传,举国欣喜若狂。国民党中的爱国人士宋庆龄、何香凝等联名致电蒋介石:“为国家惜人才,为社会留元气。速停同室操戈,枪口一致对外。立即拨付军饷,接济抗日部队。”蒋介石接电,恼羞成怒,在庐山召集军事会议,研究围剿抗日同盟军之策。决定从江西抽调八个师,约十二万兵力北上,由何应钦亲自指挥,会同庞秉钧、冯钦哉两个军,共计十五万人马,四面合围抗日同盟军,务要将其斩尽杀绝。同时,蒋介石委派马伯援赶赴张家口,强迫冯玉祥接受四项原则:“一、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,致使察省脱离中央,妨害政令统一。二、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。三、勿滥收散军土匪,为地方秩序之患。四、勿引用共匪头目,煽扬赤化,贻华北以无穷之患。”冯玉祥仰天长叹,被迫发表通电,表示:“国难严重,不忍自相残杀,自即日起,忍痛收束军事。”随后,冯玉祥挥泪宣布,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,带领数名亲随离开张家口,返回山东泰安隐居。
    与此同时,何应钦率领十五万国民党精锐部队,与一万日军、二万伪军互相配合,向仅剩一万余人的抗日同盟军重重围逼,大开杀戒。
    冯玉祥离开后,吉鸿昌和方振武坚持斗争,誓死反蒋抗日。然外援完全断绝,粮弹极度匮乏,强敌四面紧逼,处境极其艰险。吉鸿昌、方振武不愧为中华好儿男,联名通电全国,表示:“我们反蒋,是因为他卖国。我们抗日,是要保住祖宗留下的江山!一息尚存,奋斗到底;杀灭倭寇,视死如归;宁为玉碎,不为瓦全。”并将“抗日同盟军”改名为“抗日讨贼联军”。方振武就任代理总司令,吉鸿昌任左路军总指挥,率部誓师,称:“有贼无我,有我无贼。非贼杀我,即我杀贼。半壁河山,已经改色。是好男儿,舍身报国。”随后,方、吉指挥近万人的抗日队伍顽强拼杀,冲破敌军重围,艰苦转战两个多月。
    在最艰难的时刻,吉鸿昌始终不忘自己是共产党员,他多次派人与河南的抗日同盟会高树勋部联系,计划把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,在豫东一带建立苏区;但却因敌军四面围追、堵截而未能如愿。
    十月中旬,抗日讨贼军行至小汤山一带,再次陷入商震、庞秉钧、关征麟等部与日、伪军的包围之中。方振武、吉鸿昌率部与敌血战竟日,终因弹尽粮绝,部队死伤惨重。方振武、吉鸿昌力竭被俘,部队被消灭。方、吉在被押解途中侥幸逃脱,潜往天津。蒋介石立即悬赏缉拿。方振武隐姓埋名,逃往湘江。吉鸿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追踪、绑架,押往北平陆军监狱监禁。
    抓住了吉鸿昌,蒋介石闻之,不由得暗自窃喜。蒋介石的逻辑是:“抗日有罪,爱国该杀。”他授意北平军政委员会,专门组建军事法庭,以“莫须有”的罪名,对吉鸿昌开庭审判。
    在法庭上,吉鸿昌一身正气、大义凛然地宣称:“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,由于党的教育,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,而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。为我们党的主义,为全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,感到无尚光荣。”法官秉承蒋介石的旨意,无需多问,便匆忙宣布:“吉鸿昌犯有违抗军令、擅自抗日罪;加入共党,煽动赤化罪;判处死刑,立即枪决。”
    1934年11月24日,雪后初晴,寒风刺骨。吉鸿昌一身戎装,外披大红斗篷,在一群特务的押解下,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。刑场设在北平陆军监狱后院,院内积雪满地,冰挂树梢。吉鸿昌走到院子中央,伸手折下一截树枝,俯身弯腰,在雪地上写诗一首。诗曰:
    恨不抗日死,留作今日羞。国破尚如此,我何惜此头。
    写讫,吉鸿昌挺直身躯,环目四顾,神情威严。面对身旁的特务,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喝斥道:“抗日是民族大义,是光明正大的革命事业。我为抗日而死,为革命而死,不能跪下挨枪。我死后不能倒下,给我拿把椅子来。”特务被其威严所震慑,匆忙搬来一把椅子。吉鸿昌慨然就座,昂首挺胸,又大声命令道:“到前面开枪。共产党员要死的光明正大,决不能在背后挨黑枪。蒋介石是大卖国贼,我要亲眼看着他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。”其凛凛神威、雄雄气概,令身旁的特务们瑟瑟发抖。特务们在他面前哆嗦着举起枪时,吉鸿昌怒斥道:“草包,手不要发抖。”随即厉声高呼:“抗日万岁!”“中华民族万岁!”“共产党万岁!”在这气壮山河的呼喊声中,共产党员、抗日英雄吉鸿昌壮烈牺牲。何以见得,有诗为证。诗曰:
    民族英雄吉鸿昌,光明正大共产党。遗恨未能抗日死,大义凛然赴刑场。从容就座不倒地,要看子弹穿胸膛。转赴阴曹招旧部,化作天兵斗老蒋。
    这才是:英雄未能死沙场,却被残害在刑场。四万万人齐下泪,中华民族哭国殇。要知后事如何,且听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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