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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对面的男人抬头看看她,露出一个淡淡的笑,表情平静而又清朗。如果Ward这时候回来,李孜一定会告诉他,这个人是无辜的。
    “你愿意跟我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吗?”她受到那个笑容的鼓舞,继续问下去,拿起笔,摊开记事本,等着。
    Yuan没说话,又笑了一下,那是个更加不易察觉的冷漠的笑,就好像在说,算了吧。
    那个无声的笑之后,房间重又陷入沉默,只剩三个人呼吸的声音,李孜、狱警、还有Yuan。
    李孜不记得上一次这么紧张是在何种场合,她手忙脚乱的去翻Ward留在桌子上那一叠纸,但要临时梳理出头绪并没这么容易。她在心里暗骂Ward,甚至猜想那个胖子是要在她离职之前再损她一把,好让她知道,自己确实不是干这行的料。
    开始的时候,她还一边看一边问上几句,比如“你是一九九二年来美国的?”“事情发生在去年九月?”但所有的提问都没有得到回应。Yuan,或者如他的身份证明文件上显示的Han D H Yuan,只是安静的坐着,仿佛她不存在。潜意识里,她想当然的推定,面前这个人有着与她极其相似的童年和少年时代——都是第一代移民的孩子,十多岁上突然发现自己身在异乡,半路出家,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朋友,英语说得很烂——即使在那之后有怎样喜人的变化,那段日子所造就的深层次的性格早已经印进DNA里了。
    她索性静下心来慢慢的看那些字,心里希望,最好看到一半Ward就回来了,但事情并不如她料想的。
    “最后的双人舞。”Yuan突然开口说道。
    “什么?”
    “最后的双人舞,你哼的曲子。”他也哼了一遍。
    正是她在出租车上听到过的那段旋律,她不记得自己发出过任何声响,不过,整个早晨,那个熟悉而陌生的调子始终在她左肩上方回旋,她很可能不经意的哼出声来,自己却不觉得。
    “《吉赛尔》第二幕,最后的双人舞。”他又一次重复那个名字。
    李孜看着他,他却没看她,目光落在她身后的某个地方。
    “愿意跟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吗?”她又问了一次。
    他好像被她说话的声音吓到,一阵慌乱。
    “说中文也可以。”李孜先说了句中文。
    他显然听懂了,却还是用英文说下去:“去年九月,我跟随芭蕾舞团去巴黎国家歌剧院表演,剧目几乎全都是乔治·巴兰钦的交响乐作品,比如《珠宝》……”
    I know you're leaving in the morning, when you wake up
    Leave me with some kind of proof it's not a dream…
    - Paramore
    The Only Exception
    2. The Last Pas de Deux最后的双人舞
    五个月之前,巴黎
    八月底的一个早晨,芭蕾舞团到达巴黎戴高乐机场。夏末的阳光穿过机场的玻璃幕墙照进来,落在这样一群人身上,俊美优雅,脚步轻盈,趾高气扬。Han Yuan走在队伍中间,是男演员中唯一的亚洲面孔,没有笑容,也不讲话。
    当天晚上,媒体采访之后,剧团经理告诉他们中的几个人,有一本时尚杂志想要找他们拍几张照片,做一个“时尚与文艺”的专题,构想其实很简单——模特们穿舞衣,舞蹈演员穿Prada,Tim Hamilton或者Ute Ploier。时间是次日下午四点钟,约在城西的一个地方。
    第二天,Han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如约去了那里。那是一座古典复兴主义建筑的顶楼,内里的装饰却是彻头彻尾的现代风格,白色房间,适合跳舞的淡黄色榉木地板。红发的女助理把他们领到更衣室换衣服。Han站在帘子后面,隐约听到外面里传来讲电话的声音,是个年轻冷淡的女声,一连串的法语,他只听懂了最短的一句:“C’est pas vrai……”抱怨口气,说完就是把电话扔到桌子上声音。
    等他从更衣室出来,房间另一头靠窗的地方已经摆开了一张半米宽的白色长条案,一个穿芭蕾舞衣的年轻女人站在上面,两条胳膊抱在胸前,扭头看着窗外。摄影师叫她Ballerina,仿佛她生来就是个舞伶,现在,将来,以及过去。他看到她钟型纱裙下面的小腿和足踝,裹着白色不很透明的紧身袜,肉粉色足尖鞋的缎带绑在脚腕最细的地方。他突然有种感觉,许多年之后,有一天,他认不出那张脸了,也一定认得这双脚的。
    他站在原地,条案上的女人转过头来,目光落在他脸上,愣了一下,然后低下头,说了一声“Fuck”,声音很轻,语气出奇的平静。他也很快的低了一下头,忍不住牵动嘴角露出一个短暂而冷淡的笑。在那之前,他从来没想过,如果他们有机会再见,相互之间会说些什么,即使想过也肯定猜不到,她会说“Fuck”,而他会默不作声的冷笑。
    摄影师一只手端着照相机,有点不耐烦的样子,提高声音对他说:“请到这里来好吗。”然后,又对桌子上的女人说:“En pointe s'il vous plait.”
    他记得自己走过去,说了一声“对不起”,不确定是对谁说的,摄影师,还是桌子上的女人。随后的时间,他任人摆布,眼前始终不变的是条案上那双穿足尖鞋的脚。他一直没有抬头看她,因为那不是摄影师要他看的地方,也因为不敢,即使不看,他都已经觉得喉咙哽住了,如果这个时候讲话,声音都会是不一样的。
    眼前的那对脚尖竖了很长时间,直到摄影师说:“好,可以了。”一只手伸到他面前,他伸手握住,她从条案上下来,几乎没发出任何声音,像排练了一千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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